洛阳师范学院

内容提要：社会保障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公平和效率、需求和供给、权利和义务、政府与市场这些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关系中做出权衡。任何一种模式的社会保障都会在劳动力再生产、收入差距调节、社会稳定和经济拉动四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对市场经济运转中各变量的影响程度却不尽相同。利用典型国家和我国社会保障相关数据，进行不同保障模式下社会保障水平的经济效应比较分析，有利于对我国目前面临的“保障危机”、人口老龄化和失业等一系列问题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社会保障模式  回归分析  经济效应  国际比较

社会保障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顺利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其包含的项目、保障的重点、规模和水平要受到国家经济实力、政府角色、代际分化状况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并随着经济结构、人口结构、贫富差距等指标的变化，不断的调整和完善。按照保障资金供给方式的不同，可以把社会保障的模式分为三种：自保公助型、国家福利型和自我积累型。从理论和实践来看，任何一种模式的社会保障都会在劳动力再生产、收入差距调节、社会稳定和经济拉动四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对市场经济运转中各变量的影响程度却不尽相同。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对实行不同保障模式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相关社会经济变量进行回归统计分析，理清其内在联系，有利于对我国目前面临的“保障危机”、人口老龄化和失业等一系列问题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有借鉴意义。

一、典型国家和相关社会经济变量的选取

(一)社会保障的类型和典型国家的选取

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水岭。二战前的社会保障是用于保证国民最基本的生活所需，二战以后，社会保障的项目日趋多样，覆盖率和保障水平都不断提升。目前的社会保障模式主要分为自保公助型、国家福利型和自我积累型三种类型。但在自我积累型社会保障的国家中，无论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还是智利的储蓄积累型制度，推行的时间都相对较短，因此下文只从自保公助和国家福利两种类型中各选择两个典型国家，与我国进行对比分析。自保公助型社保制度起源于德国，随后被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和地区仿效。这种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在资金筹集上强调自我保障辅以国家补偿，为公民提供一系列的基本生活保障。在此类国家中，选取美国和日本作为样本进行分析。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开始，经过多次修订和补充，已经形成一个强调权利和义务结合，以弱势群体为主要保障对象，具有鲜明选择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日本则是亚洲地区第一个推行社会保险的国家。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日本逐步建立起了以健康保险、雇员年金保险和国民年金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分成不同的行业和地区系统，缴纳保险费和发放津贴的标准并不一致。这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统一、发放不公平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国家福利型社保制度起源于英国，随后在北欧各国推开。这种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由财政来供给资金，保障范围较广、保障项目较为齐全，能够较为充分的体现公平。在此类国家中，选取英国和瑞典作为分析对象。作为古典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的发源地，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充分的反映了其福利国家的性质，瑞典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更为完备，保障水平更高。但为了缩减保障资金的缺口，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缴税负担，延缓退休年龄，也使得社会保障的代际矛盾日益凸显。这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赡养系数增加的现实相一致，同时我国严重的失业现象进一步增大了解决代际矛盾的困难程度。

(二)相关社会经济变量的选取

社会保障是为了应对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养老、疾病、失业、生育、工伤、伤残和死亡的风险而设立，但在现代经济生活当中，它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社会的减震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增进国民整体福利水平还被认为可以改变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行为，进而对经济发展起到相应的刺激作用。为了比较和分析不同保障模式下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可以将与之有关的经济变量分成三类进行研究：一是供给变量，二是需求变量，三是非意图的相关经济变量。虽然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最终决定其高低悬殊差异性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因此在供给变量中，我们选取容易量化的经济增长指标GDP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第二类变量是需求变量，也是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变量。在第二类变量中主要选取容易量化的“老年人口比重”、“失业率”和“消费率”三个变量来衡量不同保障模式下社会保障对调节收入分配的影响，同时对前两个指标的拓展分析也有利于从代际分化角度对社会保障的结构和水平作进一步的研究。第三类变量是非意图的相关经济变量。这类变量不是各国社会保障体系想要干预的最终目标，更多的是社会保障传递效应中的中间变量。社会保障水平也不是推动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在这类变量中主要选取“储蓄率”、“投资率”来进行比较研究。

二、社会保障水平的经济效应比较

(一)社会保障水平与供给变量

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保障的“安全网”理论受到了挑战。有学者认为风险带来的影响可分为三类：暂时影响、终身影响和代际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只有能力干预暂时影响，无法有效干预持续社会成员终生或在代际间传递的影响。但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仍然认可，即社会保障制度将通过改变劳动者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中的配置比例和影响人力资本的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用“y₁” “y₂” “y₃” “y₄” “y₅”分别代表美国、日本、英国、瑞典和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计算单位为百分数(%)， “x₁” “x₂” “x₃” “x₄” “x₅” 分别代表美国、日本、英国、瑞典和中国的GDP，计算单位为亿本币，利用EXCEL分析工具进行数据处理，可得到表1所显示的统计结果。

表1   社会保障水平与GDP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美国等四国的GDP和社会保障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官方网站，中国的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社会保障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字整理而成。

从统计结果来看，社会保障支出会随其供给变量GDP的增长而增长。并且从相关系数和回归方程自变量的系数来看，无论是自保公助型还是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与GDP的增长都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性。这意味着除社会保障支出外，社会保障在GDP中的比重也在增长。即使社保资金配置恰当，社会保障水平的这种变化趋势也有可能带来经济增长成果被吞噬的风险。但回归方程的自变量系数同样清楚的显示不同社保模式下的风险是不同的，自保公助型的美国和日本明显低于国家福利型的英国和瑞典，而我国的情况更接近于后者。

(二)社会保障水平与相关需求变量

1.社会保障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惠及全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同时也化解着国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许多社会风险，维系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基本稳定。尤其在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失业率高居不下的困境时，社会保障的作用更加突出。用y代表社会保障水平，用x代表各国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得到各国社会保障水平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表2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哪种社会保障制度下，社会保障水平都与老龄人口比重高度相关。同时也说明老年人口比重不足以造成两种类型社会保障模式在保障水平上的差异。实际上，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在很多国家都是社会保障支出中最大的一个支出项目。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强，养老保障给各国财政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不论我国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模式，都无法规避这个现实问题。

表2  社会保障水平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中国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其他数据来源同表1。

2.社会保障水平与失业。充分就业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四大目标之首，因为失业问题不仅意味着生产要素没有被充分利用，是一种经济效率的损失，也会对失业者的社会地位造成影响，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但失业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从理论上来讲，失业问题加剧会使更多的劳动者符合领取失业保障金的要求，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同时失业保障标准的提高有可能造成自愿失业率的提升，使二者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此，对社会保障与失业率做了两次回归分析。在表3中，y代表社会保障水平，x代表失业率，做回归分析以衡量失业率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表4中，用y代表失业率，x代表社会保障水平，做统计分析验证失业保险的给付是否对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表3和表4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无论在自保公助型还是国家福利型社保制度下，失业率上升导致社会保障水平增加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社会保障水平的变动也确实会影响失业率。这就意味着国家需要对失业保险的给付制度进行精心设计，防止出现社会保障削弱失业者求职积极性，引发自愿失业率上升的局面。而且从回归方程的自变量系数来看，失业率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相关性较弱，只能部分反映出现行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的功能不足，因为这里的失业率只是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口径仅限于城镇居民，再加上被动的统计方法，很难代表中国的整体失业情况。

表3  社会保障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一)

资料来源：中国失业率为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其他数据来源同1。

表4  社会保障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二)

资料来源：同表3。

3.社会保障水平与私人消费。国外学术界对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特别是在实证方面，虽然主流观点倾向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并未取得结论上的完全一致。Phillip Cagan(1965)和Blinder(1975)都曾经在实证研究中得出了收入分配调整对居民总消费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用y代表消费率，x代表社会保障水平，对五个国家的数据做回归分析，可得表5。从相关系数来看，所有国家取值均为正数，意味着在这些国家，随着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增加，消费率也会提升，没有一个国家出现类似“挤出效应”的社会保障抑制当期消费的情况。但相比较而言，自保公助型国家的相关系数低于国家福利型，这也说明国家福利型模式下社会保障对收入再分配有较大影响，收入的流动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而自保公助型模式下私人消费水平的提升更多依赖社会保障以外的其他因素。

表5  社会保障水平与私人消费率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消费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其他数据来源同1。消费率为居民消费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

(三)社会保障水平与非意图的相关经济变量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要求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合力分担社会保障费用，这一方面会直接作用于企业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会通过消费率和储蓄率的相应变化，对私人投资的资金供给产生影响。表6中，用y代表储蓄率，x代表社会保障水平，对五个国家的数据做回归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对储蓄率的抑制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说明社会保障对储蓄的“财富替代效应”大于“退休效应”和“遗赠效应”的总和。回归方程自变量系数表明社会保障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储蓄率下降的程度，我国的自变量为-1.3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我国居民储蓄的谨慎动机较强，所以受社会保障的影响较大。表7中，用y代表投资率，x代表社会保障水平，对五个国家的数据做回归分析。从相关系数和自变量系数来看，五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国内投资在GDP中的比重呈负相关关系，不存在保障模式的差别。

表6  社会保障水平与储蓄率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储蓄相关数据来自国家官方统计局网站，其他数据来源同1。储蓄率为国内储蓄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

表7  社会保障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投资相关数据来自国家官方统计局网站，其他数据来源同1。投资率为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

三、结论及启示

以社会保障水平为核心指标，以社会保障模式为分类依据，对社会保障水平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总体来说社会保障水平与供给变量、需求变量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与投资、储蓄等非意图的相关经济变量是负相关关系。不同社会保障模式只在经济增长和消费两个问题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梳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经济效应，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下经济增长成果被吞噬的风险较大，而自保公助型风险较小。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与GDP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速度较快。并且由于社会保障的财政负担率在不断上升，如果不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整，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将带来极大的财政压力。除此之外，社会保障作为维系整个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必然要追求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供给变量GDP的增长因为社会保障水平的过快增长而受到损害，养老、失业等社会问题不仅得不到缓解，反而有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因此，在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模式上可以更多的借鉴自保公助型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以规避可能出现的财政压力和经济增长困境。

2.无论是在哪种社会保障模式下，社会保障水平都与老龄人口比重高度相关。目前全世界28岁以上与28岁以下的人口各占一半，而到本世纪中叶，全球人口年龄中位数(指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的自然顺序排列时居于中间位置的人的年龄数值)将达到40岁。如果不对现行养老保障政策进行调整，国家财政必将不堪重负。解决的方案要么转嫁给当代企业，要么进行代际转移。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持续增长的惯性大。作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基础，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险存在较大的资金存量缺口。考虑到我国参保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标准占其收入比例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待遇水平却只能保障退休者的基本生活，在多缴纳、少支付和延长退休年龄这三种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压力的方案中，我国与大多数国家一样都只能选择延长退休年龄。

3.失业率上升导致社会保障水平增加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社会保障水平的变动也确实会影响失业率，但失业率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和瑞典同属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模式，但只有英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失业率之间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互为因果的关系。在现实中，体现为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和自愿失业率的上升。而瑞典，虽然社会保障水平超过英国，但其失业保险金更多的用于资助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的实施，包括减轻雇主负担和改善就业机会。因此，拥有完备保障项目和极高保障水平的瑞典并没有陷入社会保障水平和失业率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日本更是规定失业补助不仅支付给失业者，对于符合条件的再就业者，同样给予补助。这些积极尝试给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创新以重要启示，即失业保险制度必须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包含有效的就业激励机制。

4.国家福利型模式下社会保障对收入再分配和消费有较大影响，而自保公助型模式下私人消费水平的提升更多依赖社会保障以外的其他因素，与此对应，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对储蓄率的抑制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国回归方程自变量系数较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我国居民储蓄中谨慎储蓄所占的比重较大，所以受社会保障的影响较大。我国居民有很强的储蓄要求，主要是为了应付未来的医疗、养老、建房、子女教育等大额开支。如果能够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减少居民在这方面的实际负担或未来的支出预期，会有效削弱居民的谨慎性储蓄动机，促进当期消费倾向的提高。

5.五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国内投资在GDP中的比重呈负相关关系，不存在保障模式的差别。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任何国家都不会忽视社会保障对投资率的负面影响。同时，理论与实证都表明，投资率较高的经济繁荣时期，社会保障中的失业保险及其他救济支出会随之减少，而投资率下降的经济衰退时期，作为经济内在稳定器的社会保障支出就会相应增加，二者仍然呈反向运动的态势。因此，各国在筹措资金应对日益庞大的社会保障开支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和社会存量资本的变动，防止出现由于社会保障增加导致投资下降、经济衰退，进而社会保障被迫再次上升的恶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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