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冰/辽宁大学

 

内容提要：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的现状如何、阻碍因素何在、其演化路径有何特殊之处？本文通过数理模型建构，实证分析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的现状与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有针对性地提出推动辽宁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辽宁中部城市群  工业化城镇化动态耦合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尤其是2014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速持续下滑。2016年辽吉黑三省的增速分别为-2.5%、6.9%、6.1%，排名分别为第31、25和29位；GDP总量排名分别为第14、22和21位，且三省经济总量之和小于广东、江苏和山东。一时间，如何看待东北经济“失速”问题，助推东北经济再提速的“新引擎”与“新动能”何在等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区和典型代表，辽宁中部城市群^[1]在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中地位独特，不仅是东北振兴实践的先行者，同时也应该在理论和政策研究方面成为东北振兴的领头羊。实践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良性互动，可以创造出一种巨大的协同效应，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因此，从辽宁中部城市群的实际出发，着力强化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性与协同性，使之成为提升工业增长质量、优化产业发展素质、推进城镇化健康良性发展，使两者在相互促进中实现跨越，是推动辽宁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转型发展的阵痛，这个过程中，东北首当其冲，但东北并非孤例与特例。因此，基于东北地区特有的产业特点与制度环境，需要研究如何推动沈阳经济区工业化与城镇化更有效的互动发展，并努力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重要经验，为“新东北问题”破局，方能应对中国产业转型发展的挑战，闯出一条区域经济振兴发展之路。

二、文献综述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工业化、城镇化及其关系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心问题。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等，不仅在历史上深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也大力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引导“制造业回流”。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欧、非洲、中国等在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早期，也极力渴求通过工业化来推动国家经济的独立和繁荣，发展经济学历史上曾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惟工业化”思潮就是这一现实需求的理论反映。可以说，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在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和繁荣过程中都一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国外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研究一直被国外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形成区位理论（克里斯泰勒，1965；科洛索夫斯基，1937）、城乡结构转换理论（钱纳里与塞尔昆，1945）、非均衡发展理论（John Friedman，1960）和协调发展理论（Ebenezer Howard，1902）等多层次的研究成果。综合国外的相关研究：农业部门生产率（W. A. Lewis，1954；John C. H. Fei& G. Ranis，1989）、劳动力部门转移（M. P. Todaro，1975）是城镇化和工业化互动过程是最具影响的制约因素；两化良性互动能够有效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Lewis.E.A，1954），推动区域经济发展（Pederson，1970）；两化非良性互动加剧不公平与城市的过度发展（Charles M. Becker&Andrew R. Morrison，1997）；两化互动发展的路径选择始终是相关研究的重心（钱纳里，1981）。

（二）国内研究现状

（1）两化互动机理与影响因素研究：辜胜阻（1994）、吴天然（1997）提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前提，而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崔慧霞，2012），与之相比，姜爱林（2002）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是一种共生关系。具体而言，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影响因素有以下两个方面：工业化使得人口向城市聚集，促进城镇化的发展（洪名勇，2011）；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降低了工业化进程所需的各种成本，由此提高了工业化的经济效益并促进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程湛恒、陈燕，2013）；

（2）发展阶段与演化路径研究：郑长德、刘晓鹰（2004）提出在工业化初期，城镇化的高速发展被工业化进程中的聚集效应所带动；李国平（2008）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阶段、城镇化与工业化基本协调阶段和城镇化快于工业化阶段；张建新、段禄峰（2009）认为中国城镇化水平相对于工业化水平仍呈现出滞后状态；洪名勇（2011）认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带动城镇化同步发展，中国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杜传忠、刘英基、郑丽（2013）的研究表明：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而城镇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却并不明显。

（3）两化互动现状与存在问题研究：城镇化的实现主要通过土地扩张这一途经（曹建海，2002；鲁德银，2010）；陈志勇、陈莉莉（2010）提出这一现象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有关，即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和土地租税等来增加政府收入；在人口转移方面，中国未能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良性互动（辜胜阻、刘江日，2012）；城市与城市之间显现出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不协调（马晓河、胡拥军，2010）。

已有文献从多方面对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研究，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第一，大多数的研究文献侧重于研究工业化和城镇化系统的单个方面，研究二者协调、互动发展的文献相对较少；第二，现有的研究重点从理论层面考察了传统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情况，在实证方面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对具有特定地理空间结构的城市群比如正在实施全面东北振兴战略的辽宁老工业基地，尤其是作为辽宁省五大区域发展战略之一的沈阳经济区所在的辽宁中部城市群研究则更少涉及。事实上今后一段时期，城镇化将在东北振兴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工业化与城镇化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互为供给侧，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在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研究辽宁中部城市群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特征

总的来看，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有如下特征：

第一，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总体而言，2012年以来，辽宁中部城市群处于一种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的发展状态；与国内其它区域相比，该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具有“两高两低”的特点，即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是在现有高工业化率、高城镇化率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低居民收入、与几乎中国末位的低经济增长率使得这一过程的难度加大。

第二，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是政府主导下工业化与城镇化。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是2012年以来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现状，这种特征的直接表现就是长期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土地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所谓政府主导下的土地城镇化，就是政府利用行政权力从农民手中获取土地，并以土地和税收补贴方式招商引资以做大工业总量。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城镇用地效率下降、土地财政问题突出诸多弊端，这些弊端使得两化互动不可持续。

第三，产业支撑不强，优势产业布局分散，产业重复布局严重。辽宁中部城市群8个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和主导产业重复，城市间产业的有效分工与协作被严重阻碍，区域经济规模效应和区域间比较优势难以充分发挥。

第四，中心城市带动幅射能力弱。沈阳作为辽宁中部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功能不足，沈阳市与周边城市间的产业关联度不高，没有形成紧密的上下游产业间配套和协作关系，产业间的互动发展和产业链的延长被限制。

在辽宁中部城市群中，沈阳的超强实力，使得沈阳一个城市的“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状态引致整个区域同样处于城镇化超前工业化的状态。事实上，抛开沈阳市因素，其它城市均处于“城镇化滞后工业化”时期。欲打破这种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协调的发展方式，就必须结束当前城市间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历史，就必须着力培育连接、聚合、扩散能力，充分发挥城市合力，特别是发挥沈阳在辽宁中部城市群的核心与幅射能力，加快推进同周边城市及产业园区的同城化、一体化发展，使得整个地区经济进入功能互补、产业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四、模型构建与分析

（一）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度协调模型分析

耦合的概念来源于物理学，2000年以来，区域经济学通过引入耦合概念，并将之应用于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旨在全面考查系统之间协同作用，并对之加以准确度量，进而能够有效的反映出系统之间在演化过程中的特征与规律。

1.指标体系与数据选取

一般认为，城镇化与工业化是一种共生关系，城镇化与工业化两大系统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互相影响的耦合关系。与此同时，在工业化与城镇化每一系统内部，同样存在着大大小小的众多子系统。本着科学性、系统性、可测度性以及可获得性原则，并根据辽宁中部城市群的具体实际，如图1所示，本文选取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四个子系统作为城镇化体系的四个子系统；与之相对，将经济效益、专业化程度、发展水平、竞争能力作为工业化体系的四个子系统。

 

图1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关系

 

从以上的思路出发，并结合辽宁中部城市群的具体现实，如表1所示，可以构建出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关系的指标体系。

表1  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体系	子系统	内涵	具体指标
工业化体系	发展水平	产业规模	X1，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X2，企业单位数（个）
			X3，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专业化水平	产业结构	X4，工业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
			X5，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占全省就业人数比重（%）
	竞争能力	产业效率	X6，总资产贡献率（%）
			X7，产品销售率（%）
			X8，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X9，人均GDP（元）
	经济效益	盈利能力	X10，企业利润总额（亿元）
			X11，企业利税总额（亿元）
城镇化体系	人口城镇化	人口发展	Y1，人口城市化水平（%）
			Y2，人口密度（人/平方米）
	经济城镇化	经济发展	Y3，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万元）
			Y4，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元）
			Y5，登记失业率（%）
			Y6，公共财政收入(万元)
	土地城镇化	基础设施	Y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Y8，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万元)
			Y9，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
	社会城镇化	民生保障	Y10，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
			Y11，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人）

 

与此同时，本文选取2011年-2013年间辽宁中部城市群8个城市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系统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分别由2012年-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2.建模及测算结论

数据采集的基础之上，本文将通过数据无量纲处理及其标准化、确认相关指标权重、耦合度测度、耦合协调度测量、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度标准及其评价完成对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构建。通过模型构建与数据计算，如表2所示，可以得到2011年-2013年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现状及其趋势分析。

表2  2011年-2013年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分析

地区	2011		2012		2013
	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	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	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
沈阳	0.5804	0.6274	0.4803	0.4737	0.3984	0.3586
鞍山	0.5033	0.5371	0.3362	0.2884	0.5314	0.5486
抚顺	0.5792	0.6315	0.4052	0.3998	0.3919	0.3512
本溪	0.5705	0.6129	0.4009	0.3897	0.3801	0.332
营口	0.5903	0.6415	0.3428	0.3115	0.4143	0.3785
阜新	0.579	0.6304	0.4418	0.4283	0.4362	0.4097
辽阳	0.4897	0.4861	0.5335	0.5168	0.442	0.4165
铁岭	0.4902	0.4857	0.5008	0.5046	0.4325	0.4127

 

以2011年-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关键性时间节点为例，总体上看，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D值）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并从勉强协调到轻度失衡，说明该地区受经济新常态影响较大；就耦合度而言，辽宁中部城市群（C值）逐年减弱；与此同时，辽宁中部城市群D值下降更快。因此，2012年该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度（C值）超过协调度（D值），说明，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在持续下降的同时，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性在不断减弱。

从结构上看，相比其它城市，鞍山市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情况较好，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其它城市处于轻度失衡状态；特别是鞍山市的协调度优于耦合度，说明鞍山市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不仅存在着较强的相互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更具彼此良性互动的作用。本溪市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情况较差，不仅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度差强人意，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度最让人担心，说明本溪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之间存在着明显相互冲突的因素。沈阳与抚顺两个地区耦合度与协调度情况比较相似，而辽阳、阜新、铁岭等城市的耦合度与协调度相对好些。

（二）基于主成分方法的辽宁中部城市群“两化”良性互动测算

两化互动存在着众多影响因素，如何能在繁杂的因素中找到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从而通过改变这些因素，提升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质量，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主成分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原来指标大部分信息（80%或85%以上）的综合指标。究其本质，主成分分析是一种数学上降维方法：当影响因素之间具有相关性时，说明这些因素反映的信息具有一定的重叠性，主成分分析将这些重复的变量加以归并，同时删去那些关系紧密的多余变量，并将原来因素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彼此无关的少数综合变量。

1.指标体系与数据采集

表3  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影响因子

 

同样以2011年-2013年为时间节点进行数据采集。这个时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步入新常态的关键时期，也是困难与阻碍因素暴露最为充分的一个关键性时间节点。具体而言，本文选取2011年-2013年间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阜新、辽阳、铁岭在内8个城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分别来源于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辽宁省统计局、沈阳市统计局等公开文件的整理。并采用SSP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2.主成分分析与模型构建

首先，对沈阳经济区2011年-2013年相关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的检验，以测试其是否适合主成分分析，检测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KMO和Bartlett的检验

 

由表可知，相关数据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度量大于0.644，与此同时，其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为577.927，适合主成分分析。

其次，进行总方差的解释，如表5所示。前4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根大于1，提取的前4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4.519%，超过80%。因此，可以断定前4个主成分基本可以反应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原来的16项指标信息。最后是计算荷载。4个主成分与工业化与城镇化体系所涵盖的16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如表6所示。

表5  解释的总方差

 

表6  成份矩阵

 

3.研究结论

主成分1，包括X1城市化水平（%）、X3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万元）、X5公共财政收入(万元)、X7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万元）、X9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X10生产总值（亿元）、X11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X16利润总额（亿元）等总计8个因素。这些因素统统具有总量数据的特点，考虑到东北地区计划经济浓重、政府权力全方位渗透与控制的特点，可以将这些以财政收入为核心的总量数据，定义为“政府治理手段与能力”因素。

主成分2，包括X2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X6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8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X14产品销售率（%）等总计4个因素。与主成分1的总量数据相比，主成分2的影响因子统统具有相对数据的特点。与此同时，如果考虑到东北经济的产业结构特点：以国有经济为主、以原材料、初级产品加工产业为主。可以得出，辽宁中部城市群的经济仍处于粗放型状态，产品销售仍依赖于劳动力的投入而非产品与营销能力的提高。综上考虑，可以认定主成分2与辽宁中部城市群的“人口”因素有关。

主成分3，包括X4登记失业率（%）、X13总资产贡献率（%）等总计2个因素。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逻辑判断：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够推动一个区域产业的资产贡献率的提升，进而促进就业，最终提高城镇化。从这个意义而言，主成分3可定义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支撑”因素。

主成分4，包括X12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占就业人数比重（%）、X15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等总计2个因素。与总量数据不同，这2个相对比率代表着工业发展的自身质量。与此同时，无法忽略下列因素的存在：长期以来，辽宁中部城市群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区域，工业化始终引领城镇化发展；随着全球产业升级，特别是工业4.0时代的到来，工业化的内涵及其影响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传统产业的总量发展及规模扩张，已经远远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因此，主成分4可以指认为“工业化质量”因素。

综上所述，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政府治理手段与能力、人口、产业支撑、工业化质量等四个核心因素，其影响因子分别为44.953、17.916、13.395和8.524。因此，必须从上述四个方面路径入手，才能“对症下药”，推动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发展。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从十六大“新型工业化”战略提出的“依托产业融合推动城乡一体化”，到十八大报告“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并提出“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再到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可以预见，城镇化与工业化必然成为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两大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作为东北振兴的先行者与核心区，辽宁中部城市群在产业振兴与区域发展方面的探索极具标本性与理论价值。

（1）整体而言，辽宁中部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超前于工业化阶段，其中，工业化处于从中期向后期转型时期，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并具有土地城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粗放经营与产业支撑不强、区域内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等问题。

（2）通过对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构建，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状态及其演化趋势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发现:与发达经济地区所体现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相互依存、同生同长的良性互动不同，2012年以来，辽宁中部城市群所面临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持续恶化、协调度更大幅度下滑的困难局面。

（3）基于主成分分析，影响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治理手段与能力、人口、产业支撑、工业化质量等四个因素，其中政府治理手段与能力最具影响力。

（二）政策建议

第一，辽宁中部城市群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互动发展需要依赖市场的力量，建立市场化机制。由于该地区城镇化发展是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快于工业化，刺激工业化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通过市场化机制的调节。

第二，由于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化处于从中期向后期转型时期，其发展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一些衰退型产业，如资源依赖性较强而市场需求减少的煤炭、钢铁产业，允许这些行业中经营、生产、管理落后的企业自然淘汰，进行生产要素的转移；而对需要扶植的幼小企业，如在工业化后期，对工业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服务业，政府可以制定税收政策，降低相关企业的经营成本，刺激企业的发展。

第三，积极运用宏观调控政策，推进辽宁中部城市群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发展。加大对城乡间迁移人口的财政保障力度，降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成本。完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保障制度，使得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敢于消费。增进政府对职业技能培训、城镇医疗卫生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规模和质量，帮助农村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进行工业化的建设，分享新型城镇化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带来的福利。

 

参考文献：

﹝1﹞ [加]赫伯特．G．格鲁伯,迈克尔．A．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

﹝2﹞陈明,王凯.我国城镇化速度和趋势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跨国比较研究[J].城市规划,2013(05):13-20.

﹝3﹞陈爽,姚士谋,章以本.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思考[J].经济地理,1999(4):16-18.

﹝4﹞陈修颖,叶华.市场共同体推动下的城镇化研究——浙江省案例[J].地理研究,2008(01):33-44.

﹝5﹞陈凤桂等.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人文地理,2010(05):53-58.

﹝6﹞陈志峰等.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相互关系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2):155-160.

﹝7﹞杜传忠,刘英基,郑丽.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实证研究[J].江淮论坛,2013(1):33-39.

﹝8﹞陈春.健康城镇化发展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8(04):7-9.

﹝9﹞蔡孝箴.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

﹝10﹞郭振英.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实现跨越发展[J].经济研究参考,2004(68):9-13.

﹝11﹞蔡孝箴.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

﹝12﹞程春满,王如松.城市化取向：从产业理念转向生态思维[J].城市发展研究,1998(5):13-18.

﹝13﹞蔡孝箴.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

﹝14﹞邓玲,张鸥.四川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效应的动态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1(12):115-118.

﹝15﹞辜胜阻,李华,易善策.均衡城镇化：大都市与中小城市协调共进[J].人口研究,2010(09):3-11.

﹝16﹞姜爱林.论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J].社会科学研究,2002(06):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