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国物价水平节节攀升，且涨幅持续扩大，中央政府将控制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并于2010年10月以来，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包括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贷款基础利率，其中存准率达到21%的历史高位。但目前看，对物价水平的控制效果并不十分理想，2011年7月同比上涨6.5%，创2008年8月份以来的新高。8月虽略下降至6.2%，但下半年通胀压力仍然很大，形势依旧严峻。

当前这场通货膨胀是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复合式通胀，包括超发货币、输入型通胀、理性预期等等。而从一些迹象和趋势看，当前的通胀还很有可能变成一个较长期的存在。

首先，扩大内需已成为一个长期的重要政策目标，在这一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实际需求的扩大对物价必然构成一个长期的支撑。其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刘易斯拐点出现，当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根本改变，过去低工资成本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式就难以为继。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型通胀在一个较长周期内就难以避免。第三，我国实体经济领域资金大量流入房市、股市、债市，乃至地下高利贷行业，导致经济虚化。同时，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拉动消费品价格上升，而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环境短期难见好转迹象。第四，赤字型财政政策的长期化，使国债规模越积越大，经过银行类金融机构购买并持有后，客观上扩大了社会信贷总规模，增加了货币供给总量。2010年增加7289亿元，2011年又要增加9500亿元，截至2010年末国债余额已达到67526.9亿元，比2005年末增加1倍多。长期的财政赤字和对国债的依赖，必然会带来通胀的长期压力。

因此，对当前通货膨胀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同时，还必须充分体认到，通货膨胀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具有“劫贫济富”的收入分配效应，将使低收入群体受到更大的剥夺和伤害。本轮物价上涨中以食品等基本生活用品涨幅最大，2011年6月，食品价格实现同比上涨14.4%，涨幅连续6个月保持在10%以上。而低收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也最高，这使他们的生活甚至生存直接受到冲击和威胁。当社会底层长期弥漫的不满情绪在通胀的激发下进一步发酵之后，中国社会便会面临类似于“崇祯死弯”的严重后果。

从后续政策取向看，考虑通胀可能的长期性，其治理也应从长远着眼。一是完善货币调控政策，以社会融资规模为新的调控目标，积极促进金融宏观调控向市场化方向转变。二是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作用，更有效地解决一些结构性、根源性的问题，减少财政造成的通胀压力。将财政补贴与通胀率挂钩，对中低收入人群实施反通胀补贴，降低社会风险。三是努力改进“一行三会”平行管理模式，打破各业监管部门利益格局，强化央行的统筹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效率。四是努力营造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加快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使经济体更有生机活力，在保增长与抑通胀之间实现较好平衡，避免陷入“滞胀”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