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当前的通货膨胀是流动性过剩、成本推动以及国际通货膨胀输入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从当前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手段来看，由于当前中国情况复杂，货币政策各项工具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而对于结构性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因为针对性强和轻重可调节性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应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特别要加强重视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
关键词：结构性通胀 通胀预期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相机抉择
稳定通胀预期、防止物价过快上涨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当前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抑制通胀光靠货币政策手段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一、当前通货膨胀的特征
我们跟踪2010年以来各类居民消费品价格走势发现，当前物价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首先是食品价格上涨过快，2011年2月同比上涨高达11.0%，直接拉动CPI上涨3.3个百分点，占总涨幅的67%左右。其中鲜菜、鲜果价格波动最大，粮食价格保持了两位数的同比增长率，水产品及蛋类产品价格上涨较快，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趋势明显。其次是由水、电、燃料价格、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住房租金价格等要素组成的居民居住类价格同比增长趋势较大，2月同比上涨6.1%，如果按新的权重计算，其对CPI的拉动达1%。食品价格和居住类价格是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两者对整个CPI影响超过87%。而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价格虽然打破了长期同比负增长态势，自去年11月以来价格出现了较大增幅，但仍保持在较低水平。
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复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释：第一，流动性过剩的影响。金融危机下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释放了流动性；同时，巨额贸易顺差下的外汇储备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央行增加了货币供给，由此给市场带来了充裕的流动性。第二，成本推动因素。首先，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减少，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劳动合同法》和新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的出台，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企业用工成本。其次，石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推高了各类初级产品价格，也增加了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较高行业的生产成本。再次，国家对企业节能减排、低碳环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了部分企业的运营成本。第三，输入型通货膨胀影响。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波动，再加上西亚北非局势的影响，油价居高不下。第四，也有某些商品需求的季节性变化、产量随自然气候条件的变动、一些商贩或投机者的人为炒作等因素对物价上涨的影响。
总而言之，当前物价上涨是流动性过剩、成本推动以及国际通货膨胀输入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具体到这些因素对通货膨胀的贡献度，目前还无法定量测算，但这些因素无疑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价格走势。因此，治理通胀需要多种手段、多种政策政策工具共同作用，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二、抑制结构性通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优劣对比
（一）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理应是治理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手段。但当前中国通胀情况复杂，货币政策多是对流通中的货币总量进行调节，对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通货膨胀作用有限，对当前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治理效果不佳。在输入性通胀以及中美日益密切的贸易关系影响下，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值得怀疑，作用力下降。另外，货币政策主要作用于货币量，进而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故政策传导上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再者，货币政策各项调节工具在具体的运用和作用方式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
首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理论上能回笼资金、收缩流动性，但是实际运行中部分商业银行可减少原本的超额准备金，其信贷收缩程度以及调节效果可能大打折扣。2010年以来央行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达到20%的历史高位，该项政策工具的空间日渐缩小。
其次，对于利率政策工具，加息一要考虑到中国与其他国家利差可能引起国际热钱流动，使通货膨胀治理更加复杂化；二要考虑到加息影响进口，贸易顺差可能持续扩大，在当前人民币汇率机制下将加重通货膨胀；三要考虑到加息对资本市场和居民储蓄冲击较大。同时，利率的上升并不能明显降低贷款，抑制投资，其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再次，对于利用汇率政策工具调节通货膨胀，尽管理论上来说，人民币升值可以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有效抑制输入型通货膨胀，减少国际贸易争端，有效抑制通货膨胀，但现实中的我国情况复杂，人民币升值很可能对抑制当前通胀作用有限，甚至适得其反。因此，汇率政策工具只能作为一把常悬但少用的利剑，其作用的发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需要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方向，注意运用差别准备金制度等结构性调节手段，并注意配合财政政策克服其本身的局限性。2011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但需要把握好紧缩的力度，否则有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大资金成本，甚至引发经济增速的放缓。
（二）财政政策的优势
财政政策包括宏观财政政策和微观财政政策。具体政策工具主要有税收、公债、公共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等。对于结构性通货膨胀，长期来看，治理的关键在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中财政、税收等支持相关行业政策相当关键。短期来看，直接的物价补贴有利于通货膨胀状况的缓解。财政通过控制投资方向、赤字规模能结构性的对需求予以调节。通过鼓励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能结构性的改善长期供给，促进经济增长；通过直接的税收减免以及价格补贴政策，也能增加短期供给。财政政策可以直接作用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治理通货膨胀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具有比货币政策更强的针对性。
首先，对成本推动引发的通货膨胀，治理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切断要素价格上升转化为大范围、持续物价上涨的通道。因此，利用相关财税政策可直接促进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提高产能，提高企业消化要素成本上涨的能力，促进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源头上控制产品价格上涨。
其次，对于持续贸易顺差引发的通货膨胀，利用进口和出口关税可直接调节外贸企业进出口的数量。比如，中央从
再次，对于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和信贷控制政策因简单的“一刀切”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财税政策因其针对性强和轻重可调节性而具有明显优势。
三、发挥财政政策作用抑制通胀的几点建议
今后，抑制通货膨胀很可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综合考虑资源价格体系、财政体制、税制体制、金融体制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等多种体制机制的影响。为了让物价的上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财政和货币政策等多种手段要共同发力。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坚决实施，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也应积极跟进。
（一）强化税收对物价的调节作用
税收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反通胀政策工具。结构性税收政策对治理中国当前结构性通胀具有重要意义。结构性税收是根据结构调整的需要在税制安排上做到有增有减，落实各项优惠和减免政策，利用新税种调节不合理的价格。具体而言，利用税收政策调节物价就是要做到：
1.在增值税方面，应当扩大生产型增值税实施范围，减少企业税负，有效降低成本对企业的冲击。特别对肉类、油脂、乳类等食品加工企业实施加工环节增值税的减免政策，将有利于降低食品出厂价格，扩大农产品生产，增加农产品供给。
2.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对一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贯彻节能减排及环保政策的企业以及中小企业施行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结构性通胀改善。同时，应当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对外投资与合作方式，利用税收手段促进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
3.在个人所得税方面，适度提高个税免征额，有利于增强居民抵御通货膨胀风险的能力。
4.在进口关税方面，削减进口关税，特别鼓励资源类、节能降耗、关键零部件等产品进口，有利于治理国际收支盈余过快增长引发的通货膨胀。
5.在出口关税方面，降低出口退税率，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支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对于国内供不应求的产品或要素，提高出口关税，用税收手段优先保证国内供应，稳定价格基础。
6.在新增税种方面，通过资源税、房产保有税、环境保护税的开征理顺资源价格，提高资源使用收入，推动要素价格体系改革，有助于纠正价格体系链条的错配，引导资源的有效流动，刺激各种主体千方百计地开发节能减耗的工艺、产品和技术。
（二）优化财政投资，控制通货膨胀
我国财政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式都存在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有关领域的价格上涨。优化财政投资是防止需求非理性膨胀、治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需要。为了稳定价格总水平，控制通货膨胀，财政投资结构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政府投资应避免重复建设，对饱和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要积极引导资金的退出，严格控制房地产市场、资源类商品、“两高一资”产业的投资。财政支出应向第三产业、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节能减排等薄弱环节倾斜。同时对供给不足行业，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比如农业，要特别注意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业生存环境，促进农产品生产，增加农产品市场供给，降低因为供不应求产生的价格波动。
2.对于垄断性行业，应适度引入民间资本，使高垄断价格在有效的竞争机制中回归常态。要征收垄断利润，并考虑使其成为财政收入的有效来源。同时要完善垄断行业的定价机制，切实保障价格稳定。
3.在投资领域上，财政投资应保证在实体经济领域进行投资，严格防控资本通过某些大型企业向虚拟投机领域流动，谨防通货膨胀恶化。
（三）合理利用财政补贴手段，抵御通货膨胀
财政补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之一，也是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财政补贴对象可以是生产者，也可以是消费者，但补贴的作用机理各不相同。补贴手段是一把双刃剑，必须合理谨慎使用。
补贴生产者是扩大市场供给的有效方式，但目前我国补贴方式尚存在不合理之处，补贴效率较低。对生产的补贴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鉴于食品价格是当前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量，完善农产品补贴制度是当务之急。建议在优化农产品最低收购价制度的前提下，大幅增加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同时，建议加大对于棉油的补贴力度，促进农产品和食品的生产，维持市场供应。其次，财政对企业的补贴方式应当进一步探索和创新。长期来看，可通过财政担保、贴息和直接资金支持的手段,引导市场资本和企业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目标进行调整和升级，最终达到结构性的供给增加。最后，减少甚至取消不必要的补贴。对于垄断企业的补贴应逐渐减少，对能源、资源的价格整体性补贴应该逐渐取消，切实把握好补贴方向。
另外，补贴消费者有利于加强消费者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财政应配合价格管制，对受影响较大的部门和群体实行补贴。物价上涨对高收入群体影响最小，对中等收入群体一般可承受，对低收入群体影响较大，尤其是对城市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因此，要实行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制度，降低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众生活的影响。特别注意要防止低收入者的恩格尔系数在通货膨胀时期达到警戒区域，要增加对生活困难群众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物价补贴。
（四）加大对物资储备的财力支持，稳定通胀预期
建立完善的物资储备及应急制度不仅可以防范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发生的影响，也可在较短时期内对市场供给变化予以调节。由于粮食、蛋类、肉禽制品类价格波动大，对总体物价影响大，故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这些重要商品储备制度、主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制度，并保证储备充裕。财政应加大对各类物资储备部门如国家粮食储备局等的财力支持，监督其把握好国家储备吞吐调控时机，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同时要及时对外公布物资储备的相关信息，消除消费者的恐慌情绪，稳定价格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