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市委党校

 

内容提要：温岭民主恳谈之所以可持续，是因为不断注入新元素，形成“路径依赖”。民主恳谈与预算相结合在经历试点、推广之后，2011年进入到完善提高阶段，在这一阶段，通过民主工具箱的开发，公民代表和专家构成了其中的新元素。由于公民代表和专家的介入，在参与范围的扩大与政策质量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前者通过公民代表体现出来，后者通过专家的深思熟虑达成它。

关键词：温岭模式  参与式预算  民主恳谈  公民代表  专家  

 

温岭的民主恳谈从1999年至今持续了12年之久，自2005年开始与预算相结合也到了第7个年头，期间经历了试点和推广两个阶段，从今年开始进入到完善提高阶段。这一阶段是沿着广度和深度两条路径展开的，从广度的要求出发，需要扩大参与的范围；而从深度的要求出发，又需要提高政策的质量，但在很多情况下两者似乎难以兼得。在2011年温岭市级部门预算民主恳谈中，通过注入新元素，在参与库和人才库中随机抽选公民代表和专家的办法，将这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将预算民主恳谈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温岭预算民主恳谈的过程与逻辑

民主恳谈与预算相结合始于2005年，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于民主恳谈不断受到学界、媒体与上级的肯定与关注，政绩的正强化效应开始凸显。2004年, 在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联合发起的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活动中,温岭民主恳谈以其稀有的特质而跻身于十大优胜奖之中。这对当地的实践者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于是如何加以完善、深入推进就在情理之中，以与预算相结合为标志，民主恳谈就从发生学进入到巩固学。民主恳谈的实践为温岭预算改革准备了组织、制度与民情[①]等条件，从制度外到制度内是民主恳谈逻辑的自然延伸与议题的进一步拓展。

关于预算民主恳谈的过程与逻辑，温岭市人大主任张学明将其概括为 “三个三”：“ 我们用三年时间， 2005—2007年先在两个镇进行试点；接着用三年的时间，2009年——2010年推广到全市所有的镇和街道，并向上延伸至市级部门预算；再通过三年，从2011年开始加以完善提高。”[②]

在温岭预算民主恳谈的连续剧中，2011年已经到了完善提高阶段。在这一阶段面临的一大挑战性任务是：如何将参与范围的扩大和政策质量的提高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参与范围扩大的要求出发，需要建立一种能够将所有受政策影响的成员都包容在内的机制；而从政策质量提高的要求出发，又需要专家的质疑和辩难，对政策选项作可行性论证。在很多情况下，两者时常处于一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境地，允许扩大参与范围似乎削弱了政策质量的要求。事实上，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会涉及到两种基本信息：公共性的和专业性的，前者与价值判断有关，是公共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方面的信息，在这方面公众具有信息上的优势；后者是专业性的，就是公共问题所涉及到的只有经过专业训练才能深入了解的信息，这时需要专家作技术标准的解读。

有没有可能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策质量提高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公民参与的范围？2011年温岭市级部门预算民主恳谈，通过在参与库和人才库中随机抽选公民代表和专家的办法完成了这一过程。

早在2010年9月，温岭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组织推荐与公民自愿报名相结合的办法，就组建了预算审查监督参与库和人才库。参与库由全体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代表、村民代表、民情联络员、担任过副处实职以上离退休老干部、妇女代表、科技界代表、税收50-100万元企业法人代表、大专以上学历外来人口等10方面人员组成，共计32478人，其中村民代表就有2万多人，占三分之二以上；人才库主要吸纳比较熟悉财政预算知识的一些专业人员参与，由部分市人大代表、机关人员、人大财经工委议事委员会成员、镇(街道)人大领导干部、镇(街道)政府负责人、人大代表工作站负责人、村民代表、居民代表、企业届代表、中介机构代表、新温岭人、老干部代表等12方面人员组成，共计336人。在以后召开预算民主恳谈会时，都可以从参与库和人才库中随机抽选代表参会。“两库”的建立，体现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使非选举产生的公民和专家参与到预算安排中来。可以更加广泛地倾听民声、广纳民意、集中民智，既兼顾了相互包容性又体现了深思熟虑性。

2011年1月17至2月17日，在人代会召开年会之前，温岭市人大常委会分别召开交通、水利、建设、卫生和教育五大部门的预算民主恳谈会，参与库和人才库派上了用场。在“两库”中随机抽选代表，能够更好地体现代表产生的真实性、广泛性和公正性。

二、公民代表：参与范围的扩大

在预算与公共之间连接时，由谁来参与和具有可操作性就显得尤为关键。温岭的做法是：先扩大“精英”的范围，将村民代表作为主要的“标的”群体，再在扩大的“精英”中随机抽样。

(一)“消极者”、“站着的参与者”与“非常积极的公民”

民主并不等于所有的人决定所有的事情，公民参与也不等于所有的人都在场。现实可能性、客观条件和技术障碍等等的存在限制了所有人的参与，于是就有了“代表”。这里的关键是“代表”的选择。

公民潜在素质的差异是参与范围扩大的一个重大障碍。摩根斯·赫尔曼·汉森(Mogens Herman Hansen)列出了古希腊雅典的三种公民类型：“消极者(passive ones)”是指那些不去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站着的参与者(Standing participant)”是指那些出席公民大会，却只是倾听和投票，且只“参与讨论却并不发言”的公民；“非常积极的公民(wholly active citizens)”(即一小部分主动者，他们会表达并提出议案)。如果比较雅典民主与当代民主，我们会发现：现在具有投票权的公民相当于雅典时期的“站着的参与者”，放弃投票权的公民相当于雅典时期的“消极者”，而被选为代表的公民则相当于雅典时期的“非常积极的公民”。

恳谈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代表的表现程度。在公众参与过程中，事实上还会出现“政治贫困”现象，“消极者”不用说了，就是“站着的参与者”，也会表现出在运用政治机会影响参与过程上的无能力。“政治贫困”意味着能力失灵，具体表现为没有能力发起关于某项主张的公共对话、插不上话或不能成功转换话题。由于禀赋所致，对一些人来说是给了他机会也实现不了他们的公共机能，有的人发出的声音较弱，而有的人则较强。所以，在扩大参与范围的过程中，将公民代表的选择定位在“非常积极的公民”身上，既可以扩大参与的范围又能使恳谈变得富有成效。

何谓“非常积极的公民”？在农村社区，村民代表一般素质较高，在村民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是村民中更为广泛的那一部分“精英”。因此，将其“标的”为“非常积极的公民”既是现成的又符合农村实际，同时还省却了身份“甄别”上的费劲费力。

但当预算大门打开时，由于受空间容量的限制，不可能让所有的村民代表都进来，只能随机抽选其中的一部分。预算的审查监督是人大代表的法定职责，人大代表经政治程序选举产生，属制度内的“精英”，是预算民主恳谈的主体。通过随机抽选的那部分“非常积极的公民”，属更为广泛的那一部分“精英”，被看作是扩大参与范围所需要的。通过以上预算民主恳谈中公民“代表”的界定和选择，现实可能性和技术可行性的结合，就化解了由于公民潜在素质的差异给参与范围扩大所造成的障碍。

(二)政治上的代表与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

人大代表经过政治程序而产生，是政治上的代表；“非常积极的公民” 通过随机抽样而产生，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

当民主最初被设计出来时，她被构想为横向的民主，古希腊的民主没有提出高度方面的问题，即纵向结构的问题。而现代民主，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纵向民主是政体的民主，纵向民主使国家机器有效地运转起来。横向民主是微观民主，微观民主对民主大厦起着支撑作用。横向民主呈正多边形，它是通过不同的边在同一平面上发出的声音。纵向的民主呈金字塔形，权力的授予与权力的行使是反方向运动的，权力的授予是自下而上的，而权力的行使则是自上而下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维护并加强在权力的名义归属同实际行使之间的联系？选举和代表虽然是大规模民主的必要手段，但它们也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③]。授权者也能失去权力；选举未必是自由的；代表也未必是货真价实的。”

民主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其一是权力的来源；其二是权力的行使。横向民主最重要的特征是选举民主，但是选举只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并没有解决权力的行使问题。因此，如何在权力行使过程中注入更多平等的因子，建立和重构横向民主，就成了民主改革大潮中一大挑战性任务。“在面对面的民主和大范围的民主之间有一条巨大的沟壑，人类为了在这沟壑上建起一座桥梁，已经作了2500年有余的努力。”温岭的预算民主恳谈，在政治上的代表之外通过随机抽样产生了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并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丰富和发展了横向民主与纵向民主的内涵。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具有政治意义上的重大问题：拥有政治上的代表，政策制定为什么还需要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

这是因为政治上的代表只是制度内的“精英”，由于“在位刚性”的存在，一般群众当不了。选举将个人的分歧掩盖在投票箱中，选民只有在选举这一天替自己作了一回主，选举过后就都由别人来替他作主了。参与范围的扩大需要更为广泛的那一部分“精英”，在参与库中随机抽选村民代表可以作为“非常积极的公民”的一部分。与人大代表相比，“非常积极的公民”代表具有没有后顾之忧的优势：(1)不担心是否能被再次当选；(2)不担心是否与“官方”保持步调一致(纪律约束)；(3)选举充其量赋予人们平等的“选举权”，抽样则赋予人们以平等的“被选择权”，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容易被操纵，而抽样是随机的，可以远离人为的干扰。

(三)正式代表与非正式代表

正式代表是制度内的代表，通过委托代理产生，有着明确的权力授受关系，权力的授受关系产生了政治上的层级性和民主的纵向性。间接性与代表相生相伴，凡是有代表的地方总是具有一定的间接性。正式代表扮演的是一个“专业演员”的角色。关于正式代表，韦伯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一种社会关系对于参与者来说，根据传统的或者明文规定的制度可能会产生如下后果：参加社会关系的任何成员的某种行为都算作全体(连带责任成员)的行为；某些参与者(‘代表者’)的行为被算做其他参与者(‘被代表者’)的行为，因而好处和不利都由全体分享和分担。”

从参与库中随机抽选的代表是一个非正式代表，因为这次抽到了下次不一定再抽到。非正式代表其实也是一个“缩影”(microcosmic)代表，代表社会成员中的一分子。这一代表的产生既尽量做到面面周到，又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缩影”代表扮演的是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主要是为了造成一种公平、全面的社会公共形象。“被代表者”对代表的代用、目的和行为方式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或约束力。

公民代表摆在那里，未必真正起作用，也未必周全，因为他只有对预算的表达权而没有表决权。但摆在那里意味着参与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与社会大众的联系。同样道理，公众的意见不一定比政府来得更加高明，因为预算信息的优势毕竟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但听取公众的意见不仅仅只是一种政治姿态，增加透明度与公开化，更在于其背后的逻辑——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因此，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三、专家：政策质量的提高[④]

政策质量的提高则事关决策的深思熟虑性，这是决策科学化的必然要求，决策科学化的意义在于降低决策的风险和成本。应该看到，现代复杂的公共事务决策都含有大量一般公民所无法认知的技术性因素，而这正是专家的特长所在。专家在恳谈过程中的表现是对专业知识的运用，专家基于经验的解读，可以使决策具有某种历史延续性和实践可操作性。专家主要通过宏观性、长远性的指导，可行性论证和技术标准的解读来提高政策的质量水平。

(一)宏观性、长远性的指导

2011年中央1号文件有哪些要求？为什么要开展全国水利普查？东海塘围成之后，给温岭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今后温岭的海涂围垦如何？2009年9.30、2010年7.26洪灾，给温岭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损失，主城区的排涝出路何在？成了2010年1月18日召开的水利局预算民主恳谈会上的热门话题。对此，在集中恳谈会上专家组组长作了详细解读：

“(1)今年中央1号文件作出了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把水利的重要性提到了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明确规定要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为此，我市要准备项目在先，早启动，早立项，开好局，启好步，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的支持；(2)南海涂围垦工程投资额将近20个亿，围涂面积6.72万亩，占“十二五”期间全省50万亩围涂总面积的13.44%。作为全省6个超5万亩的围涂工程之一，温岭要抓紧设计规划，与国家的用海计划相衔接；(3)湖漫隧洞排涝工程的科学论证要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如果建成将使主城区形成东、西、南三个泄洪出口，使防洪标准提高到50年一遇；(4)今年又是第1次全国水利普查开始之年，这是国家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水利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预算安排中要保证资金的落实到位。”

(二)可行性论证

公共预算是政府的基本财政收支计划，是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和想要做的事情的财政反映。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的无限性决定了竞争性的投资项目要进行可行性论证。可行性论证是专家对可能性和现实性的一种综合评估，既估量可能条件，又给定制约因素。预算项目可行性论证过程所创造的信息量是预算项目决策的主要依据。专家对预算进行可行性论证，是推进预算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体现。

2010年2月17日召开的教育局预算民主恳谈会，专家组成员主要由中小学校长组成。各位专家基于学校行政首长的视觉，分别对：住宿生水电费开支、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经费占GDP的4%、重视学前教育等等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过程的沟通实现了目标的一致性，专家的可行性论证使恳谈成为“有根之物”，提升了组织柔性。

泽国二中校长林定泉指出：“近年来，国家相继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学杂费、借读费和住宿生的住宿费，住宿生零收费之后，水电费开支非常大，学校难以维持，在预算安排时是否考虑增加学校的公用经费，或者住宿生的水电费补助？”

新河小学校长应正荣指出：“在基础设施投入方面，城区比较多，而农村比较少，其实大头和基础还是在农村，城乡教育要均衡发展。”

温岭中学校长陈才锜认为：“2010年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占GDP的4%，温岭距离这一要求相差太远，甚至连全省2.1%平均数的水平也达不到。由于投入不足，造成温岭教育积累性滞后越来越明显，无论横向还是纵向比较，都显得滞后，这与温岭作为经济大市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重视学前教育也是代表们普遍关注的议题之一，大家一致认为要加大对各地中心幼儿园的支持力度，可采取多条腿走路的办法，积极鼓励社会多投入、企业多参与。

(三)技术标准的解读

专家技术标准的解读是一种知识分工，政策质量要求与技术标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假如这些标准被忽视或被迁就，那么公共决策的质量无疑会大打折扣。公民代表常常缺乏政策质量标准中包含的专业知识，而在这方面专家则具有专业上的优势。

“水利预算方案所提到的建设项目，希望能同时提供业务数据并作必要的说明。例如，海塘除险加固就要说清楚‘除的是什么险，加的是什么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衡量这项预算支出是否有必要。事后也能用来评估预算执行的实际效果。”这是水利局预算民主恳谈上一位代表的声音。这里的“除的是什么险，加的是什么固”就需要专家作技术标准的解读。

在2010年1月20日召开的卫生局预算民主恳谈会上，专家组组长郏增法指出：“公共卫生经费要搞清楚基本与重大的区别，两者的实施主体不一样，不能相混淆。基本卫生服务经费省定标准是人均20元，但实际执行有差距，也未将外来人口计算在内，这部分经费要确保到位。”

潘竣义代表认为：“基层卫生院有些医疗设备每隔二、三年就要更新，而且新购的设备价位都比较高，因此建议提高医疗设备更新的补助经费。”

尤志富代表指出：“今年卫生系统共有5项重点工程，其中4项都有财政资金补助，唯有市四院是自筹的。目前，东部的医疗资源相对比较薄弱，对医疗资源配置要科学合理。一度时期，由于资金缺口市四院的迁建工程不得不停下来，在财政资金补助的安排上要一视同仁。”

进一步来看，温岭的预算民主恳谈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回答了 “这钱到底该不该花”，“这钱花到了哪里去”，而没有回答“这钱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毫无疑问，“这钱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需要专家秉承技术标准作深度的解读，同时这也是进一步完善预算民主恳谈，提高政策质量水平的关键所在。

四、进一步思考的几个问题

2011年温岭参与式预算的最大亮点是：代表的产生与操作技能上的创新。但剖析整个五场部门预算民主恳谈会的全过程，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亟待解决：

(一)预算的执行率问题

“2010年度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共安排80个，年度投资100亿元，至年底实际完成投资85.96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85.96%。省、地两级重点建设项目共安排21个，计划投资14亿元，至年底实际完成投资18.32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30.86%。全市重点建设续建项目完成投资77.3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96.63%，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8.66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43.3%。”[⑤]关于进行预算民主恳谈会的五大部门的执行情况参见表1。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1)对上级的重点建设项目执行率高，省、地两级重点项目的执行率高达130.86%；(2)续建项目执行率高而新开工项目执行率低；(3)教育、卫生的执行率远远低于其它部门。

表1  2010年温岭市重点建设计划执行情况[⑥]

                                                     单位：亿元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呢？(1)对上不对下和重建设轻民生(教育、卫生)的倾向仍然存在；(2)时间上的“错位”。每年的财政年度预算要在当年3月份召开的人代会上批准，而预算批准之后其资金要等到6月份以后才能逐步到位，这样一来，在预算项目执行和预算资金到位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上半年要执行项目时，预算资金还没有到位，项目执行很困难。等到下半年预算资金到位了，但已经快到年底了，执行项目的时间又不多了；(3)部分项目按审批程序办理手续，所需环节多、周期长。(4))部分项目由于拆迁受阻的原因造成工程无法按时开工，如：万昌北路、梅花路等。(5)建设方案调整，项目推迟实施，如：移山工程三期。预算执行率不高涉及到预算的严肃性问题，这一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

(二)中途的“追加预算”问题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追加预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引入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税收返还是对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等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返还，这比较明确。但对转移支付，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就难以确定。转移支付可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大类。一般转移支付，主要是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财力补助，一般不指定用途，地方可自主安排支出；而对于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服务于中央某一特定的政策目标，地方政府必须要按照上级的规定用途使用资金。

由于专项转移支付由上级指定用途，所以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不大。有时候地方的财政支出或投资的优先次序，与全省的或全国的通盘考虑可能并不一致，而为了得到这笔资金，又不得不“投其所好”。而这部分中途的“追加预算”，在年初确定预算时是没有办法体现的。年初预算的设定具有目标指向、资源配置和作业操作等多重功能，无疑很重要，但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会造成决算与预算之间的不一致，如：水利局2010年的追加预算指标就达1951.51万元，这部分追加预算就无法进入到年初的民主恳谈之中。

(三)政府融资与债务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由于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举债等各种融资运作来扩大本级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温岭也不例外。在2011年预算安排中，有些投资项目需通过融资完成，如：为解决交通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在交通部门预算中安排了政府性融资10.6亿。在恳谈会上各个小组都有代表提出，在国家宏观政策紧缩的背景下，融资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另外举债规模过大、增速过快所带来的财政风险也不容忽视。如：建设局的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2011年项目投资额为55468万元，除了财政安排28285万元之外，还需筹资27183万元，还需向银行还贷24180万元，全年需支付利息7000多万元。因此，如何加强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情况的监督，进行还贷能力测算、财政财力偿还能力评估，减少政府部门融资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将举债的规模和项目纳入正常的预算管理是一个现实的命题。从现实所需出发，预算民主恳谈的内容和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将政府所有的“钱袋子”都看管起来，从参与式预算过渡到参与式财政，这正是其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五、结论

温岭预算民主恳谈的完善提高是沿着广度和深度两条路径展开的，通过民主工具箱的开发，公民代表和专家构成了其中的新元素。由于公民代表和专家的介入，在参与范围的扩大与政策质量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前者通过公民代表体现出来；后者通过专家的深思熟虑达成它。下面针对这一结论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一)如何确定代表？

代表是现代大规模民主所需，代表使民主变得具有可操作性。在温岭的实践中有以下五种产生代表的方法：(1)由组织者指定。这一方法相对来说缺乏公正性，容易受到质疑；(2)自愿报名参加。自愿报名参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来的可能都是利益相关者或者只是感兴趣的人，这就产生了非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如何保护的问题；(3)利用现有制度的资源。即通过人大这一正式组织在现有制度的框架内进行；(4)随机抽样。这一方法的好处是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代表产生的公正性和广泛性，但它也面临着“标的”对象的选择问题，即定义域的区间范围，是所有人都均等进入还是限制性的有选择进入？(5)以上几种方法的混合。在民主恳谈初始阶段，主要以前两种方法为主，在2005年与预算结合之后，则主要以后三种方法为主。

2011年试行先建立参与库和人才库，然后再从中随机抽样，实际上是一种限制性的有选择进入，这是对代表产生的一种创新之举。

(二)大众民主还是精英民主？

参与式预算从镇(乡)拓展到市(县)，温岭全市有户籍人口116万之多，民主也就从微观进入到宏观，宏观与微观有什么不同？该如何面对？这是在设计时碰到的首要问题。“事实上，由微观向宏观的过渡及到规模的变化，甚至是规模的飞跃，在这种变化中，规模或单位增长十倍，有可能使复杂性百倍甚至千倍地增长。”扩大参与的范围，这范围到底有多大？

首先，将村民代表作为主要的“标的”群体，意味着参与范围从原来的人大代表扩大到村民代表；其次，村民代表在农村属于公民类型中“非常积极的公民”那一部分，他是作为更广泛的那部分精英参与到预算过程中来的。所以，说到底这仍然是一种范围扩大了的精英民主。

(三)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

对机会均等的可欲产生了抽样民主，抽样民主是民主形式多样化的表现，为民主的可操作性开辟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抽样民主是一种原生态民主，直至今日在竞技比赛中，比赛“先手”权利和“位置”的选择，仍广泛通过“抽签”进行。同时，“抽签”也符合农村的“习俗”，计划经济时代，在农村集体的一些实物分配中，由于无法用货币进行，于是“抓阄”就成为一种习惯，并一直延用至今，比如在农村宅基地安排“位置”的选择或其他的一些“优先权”的选择中，仍常常采用这一办法。

凡是有代表的地方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为一定的间接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两库”中随机抽样的“代表”，是作为克服直接民主在规模和空间限制上的技术手段而出现的，并没有特定的“指代”关系存在，与一般代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认为：它至少实现了部分的直接民主。同时，这也进一步表明：直接民主与代表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结合的。

 

 

参考文献：

〔1〕朱圣明.抽样民主与代议民主的结合——一种新型的基层民主形式.北京：学习时报，2009年6月29日第5版.

〔2〕朱圣明.论协商民意测验在预算民主中的作用——以浙江温岭市泽国镇为例.兰州：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第73页。

〔3〕朱圣明.参与式预算与政治生态环境的重构——新河公共预算改革的过程和逻辑.哈尔滨：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3期.第94页.

〔4〕张学明.2011年温岭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温岭日报，2011年3月19日第5版.

〔5〕[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页、26、26。

〔6〕[德]韦伯.社会学基本概念.杭聪译，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0.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