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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凤芹等/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中政府的作为

日期:2016/5/30 9:24:44 来源:地方财政研究2016年5期 阅读次数:1482

韩凤芹、史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职业教育起源于原始部落时期,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多元办学结构,到唐宋时期达到高峰,明清时期开始走向衰落。职业教育在历史上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其中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直接兴办职业技术学校且鼓励多元化办学;将经世致用、技术教育等理念引入普遍教育;总结提炼先进技术并编写教材进行推广等。技术是职业教育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对技术和技术创新的尊重,一度带动了古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传统文化中重政轻技、重道轻器倾向始终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上职业教育实践中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汲取,同时,我们也需要从文化层面转变轻视职业教育的倾向,满足优秀技术人才通过技术创造创新和传承达到自我实现的需要。让“崇尚一技之长”的理念成为社会风尚,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支撑。

键词:古代职业教育  历史发展  政府作用  经验启示

 

中国古代的职业教育直接起源于氏族的技艺传承传统,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官学、私学、企学、社学和家学并存的多元格局。中国古代的历朝政府不仅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延伸到田间地头的官办职业教育体系,开创了官办私管、官助民办等多种办学模式,构建了产学研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还组织搜集、整理、提升各种职业技术,编写职业培训教材,制定职业技术标准,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对推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文化创新的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演变轨迹

中国古代职业教育萌生于原始部落时期,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历经了萌芽、多元发展、兴盛、衰落几个时期。

(一)职业教育起源于原始部落时期

中国古代传说中不乏原始部落首领因为掌握了生产的核心技术,并对族人进行传授,推动了部落经济的发展而受到族人拥戴的例子。有巢氏教民建筑房子,神农教民农耕,伏羲教民畜牧,黄帝教民制作衣裳车船,嫘祖教民育蚕,舜教民制陶,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职业教育了,由此也反映出中国古代崇尚技术的理念。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市场的萌发,各部落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开发产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换取所需和积累财富,技术传授的价值于是更加深刻,技术传授向程式化发展,与此同时也开始对技术传授加以限制,各部落逐渐形成了技术保密意识。有虞氏的部落首领因善于制陶,并创造了很多陶制商品进行贩卖,而使部落有了很大发展,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尚书》中记载,舜为帝时所制定的施政方针,就是要带领人民发展生产,使各地人民互通有无。

最初的职业教育带有显著的部落传承特色,比如“殷民六族”和“殷民七族”,每一族都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如陶工陶氏、旗工施氏、锉刀工锜氏、篱笆工樊氏、绳工索氏、酒器工长勺氏等。部落化、世袭化的职业教育形式,对早期技术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部落向国家过渡,国家更多承担起职业教育的职责。如《周礼》中记载各级行政机构都设有专职教育官员,如“乡师”“县师”“遂师”,掌管地方职业教育。各行各业设掌管教育的官吏,如“师氏”教导国之贵族子弟祭祀、丧纪、待客等礼仪,“胥师”“贾师”“肆师”“牧师”“卜师”等分别负责各业职业技术的传授,形成了“学在官府”、“政教合一”、“官私合一”的职业教育体制。

(二)上古时期职业教育的多元发展

春秋战国之际,频繁的战争、技术的进步、产量的提高、市场的扩大,极大冲击了原来以氏族血缘为纽带的生产关系,人们纷纷摆脱氏族村社的束缚寻找新的生活方式,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涌现出大量各具技能的生产者,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愈加旺盛,职业教育形式随之有了新的变化。除了官府手工工场的职业技艺传授外,私人职业学校也有了很大发展,如孔丘开办职业私校传授各种礼仪程式,墨翟创办私校传授各种技术,许多能工巧匠也在工作中授徒传艺,史载当时著名的木匠鲁班一次授徒上百人。大型私人作坊开始兴起,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建立了相应的职业传授制度。在私人职业教育发展中,初步形成了学习年限、学习课程、学习流程、师徒伦理、权利义务等一系列的职业教育基本制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严禁私学,并在官府里设置了“学室”,主要传授法律条文,专门训练和培养官吏。汉朝建立后,开始允许私人办学,私学基本承担起了汉代初期人才教育的职能。汉武帝时开始创办官学,在中央设立太学,在地方兴办郡国学校。班固《东都赋》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但这些学校主要以培养职业官员为主。东汉末年出现了培养文学艺术人才的职业专科学校——鸿都门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持续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却让人们意识到技能的重要性,开始重视职业教育。世族出身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特别强调在乱世除了学习知识,还应学好至少一门手艺用作谋求生活的手段。当时不少世族子弟在落入异族后,依靠所掌握的手艺来谋生。当时的各族政府为了在战乱中求存,也急需各种经世致用的人才。傅玄曾列举了理、政、学、武、农、工、商等九种社会需要的人才。政府除了设置职业教育的专职官吏外,还大力开办职业技术学校,并逐步发展到包括律学、书学、算学、文学、医学等科目,为唐宋时期职业教育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唐宋时期是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

唐宋时期基本形成了“中央+地方+民间”的比较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从政府层面看,国家创办了从中央到州县的各级职业技术学校,除了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科研单位、手工业管理部门和医疗机构都办有职业培训机构,形成了产学研一体的职业培训模式。各层级的职业技术学校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中央的翰林院、国子监建构了高级职业教育体系;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等设立的职业培训机构,进行基础职业技能培训,专业范围不断拓展,涉及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多个专业,并且编定各种职业规范教材进行教学,“庀其工徒而授以法式”。在民间,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也十分兴盛。大量地方书院的出现,从办学资金来源、资金管理方式、教学方法和管理模式都作了很多探索,特别是分科教学模式是古代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进步。

唐宋时期的专科职业技术学校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医学校。有太医署医学专科学校,设医、针、按摩和咒禁四科,各设博士1人、助教1人、老师10人。四科共招学生85人,学制最长7年,最短3年。太仆寺设有兽医学校,设兽医博士4人,招收学生100人。另京师药园也招收16岁以上20岁以下药园生。二是天文历法学校。有秘书省司天台天文历法专科学校,设天文、历数、漏刻三科。设天文博士2人、历数博士1人、漏刻博士6人,共招学生185人。三是技工类学校。内侍省的少府监、将作监和掖庭局负责训练工场手工业的各色工匠。少府监专责百工技巧之事,一般细镂工4年,车路乐器工3年,平漫刀矟工2年。

到了宋代,不仅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完善了各类职业技术专科学校,办学规模也有了很大扩展。医学发展到9个科目,招生规模达到300人。天文、历算归并到算学,发展到4个科目,注重研究和传授有关天文历法的数学知识,招生规模扩展到210人。在行政上,都归并到国子监,仿太学立法,设立博士、学正、学录、学谕、司计、直学等进行教学和管理。

(四)明清时期职业教育的衰落

明清时期,中国的很多职业技术都有了新的推进,但职业教育却一直处于低迷衰落状态。一是官办职业教育萎缩。专科职业技术学校极度萎缩,传统科目仅剩下医学与天文历法。而且对于天文历法,出于天命等迷信思想,严禁民间私学。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明政府虽然及时开办了四夷馆培养翻译人才,但却严禁“私收私习夷语”。官府手工业工场的艺徒制也开始衰退,无论前期的匠户劳役制,还是后期的募工制,都只是征集熟练工匠。匠户劳役制更是严重抑制了工匠的积极性,官营手工工场质量低下的现象非常严重。苏州织造局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只能越来越多的采取外包形式。二是民间收缩职业教育。手工作坊为了获取技术的垄断利润,往往实行严格的技术保密,而且分工越来越细密,每个工序的技术都进行分割。如织花可以分为四个工序,就分由四家分别掌握技术,并订立合约“均系世代相传,是以各归主顾,不得紊乱搀夺”。明清时期兴起的职业行会也以行规强制性限定学徒人数,如规定3年或6年才能收授1人。

虽然有着各种局限,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持续扩大,民间仍然出现了大量依附于识字教材的“杂字”体书籍,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图文并茂地传授各项职业基本技能,如介绍农业生产技能的《庄农日用杂字》、《绘图庄农杂字》,介绍手工业技术的《山头杂字》、《六言杂字》,介绍行商技能的《俗言杂字》、《山西杂字必读》,一些乡村私塾以此为儿童启蒙教材,促进了古代民间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古代政府在推进职业教育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古代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历代政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办学上积极引导、参与、鼓励;在财政上积极支持,探索多元筹集资金的途径。这些举措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层次,促进了职业教育的规范化发展。

(一)中央政府从战略高度推进职业教育,地方政府具体推广执行

原始部落时代的部落首领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很多时候部落首领就是部落重要技术的传承者。到了国家时代,相传大禹曾对各地职业分工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细分,并将各地的优势产业和贡赋制度挂钩,地方要完成贡赋,就得保证相关产业技术能够传承和发展。在早期国家中,还分职业设立了相应的技术传授官吏,在生产中长期积累而来的经验和技术得以提炼和传承。姜尚建立齐国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设置农、桑、渔、盐、女红等职业,并对人民加以培训,使国家获得渔盐之利而快速发展。管仲治齐时,打破了原来基于氏族世官的管理方式,从国家战略高度统一推进,创建了四业分区居住制度,通过各种行业集中居住,将氏族职业传承改为家庭传承,通过父子相继和集中居住,推动职业技术交流、传承和发展,也大力推进了齐国经济的发展步伐。两汉时期,国家大力构建以学校为主的儒家教育体系作为国家治理支柱,并将职业教育纳入其中,特别是地方乡里教育,对农业相关技术的传授发挥了积极作用。宋代王安石变法以培养“有实才可用者”, 以“致用于天下”的理念改革教育制度,提出“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 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 则无不在于学”。

职业技术教育推广的职责主要是地方政府。先秦时期在县乡设“乡师”“县师”等专职官员负责地方职业教育事务,汉代规定县吏要下乡指导农民生产,宋代在农村设农师传授农业生产技术,元明清三代在乡里设社学,农闲时节组织农民学习各项生产技术。社学主要由政府出资兴办,是官学向乡间教育的延伸,利用农闲为农民提供基础文化礼仪课程和丰富多样的职业教育。地方官推广职业教育的记录史不绝书,如教民耕织(《新唐书·韦丹传》、育蔬种树(《旧五代史·张居翰传》),教民耕织(《资治通鉴》卷193)。不少地方官在丰富职业教育上进行了很多创新,如朱熹在南康军和漳州任职时编写《劝农文》,巧妙地把农业知识用浅显易懂的话写出,朗朗上口,便于诵读传播。苏东坡在惠州为推广农具秧马,曾“作秧马歌以教”,效果显著,第二年,“惠州民皆已施用,民甚便之。”秦观在做地方官时,编撰的《蚕书》,系统介绍养蚕、缫丝的全过程,适用性强,是发展农村丝织业很好的培训教材。韩鄂在其编写农书《四时纂要》序言中强调编写此书的目的是希望老农老圃能传子传孙,成为“家传立效之方”。

(二)政府作用的具体着力点

一是编写职业教育教材,制定职业教育标准。现存最早的职业培训教材《考工记》,一般认为是战国时齐国官方修订的。它第一次将当时的各种职业分为6大门类30种,并规定了各类职业要达到的具体职责和技术标准(见表1)。西汉黄门令编写的少儿启蒙教材《急就篇》,因为里面包含了各类职业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介绍,不仅成为最流行的蒙学读本,也受到各类工匠的欢迎,成为工匠的职业启蒙教材。宋代政府组织编写《营造法式》《武经总要》《木经》《弓式》等职业技术规范,有力推进了职业教育的规范化,提升了职业技术水平。

 

1  《考工记》的职业分类

职业门类

工艺范畴

职业细类

序号

技术职责

木工艺

1

制作车轮、车盖

2

制作车箱

3

制作弓架

4

制作戈戟类兵器柄杆

5

营造城郭、宫室、修筑水利设施

6

制作大车、农具

7

制作乐器悬架、饮器和侯(箭靶)

金属工艺

8

制作书刀

9

制作箭镞、戈、戟

10

铸造钟

11

铸造量器

12

制作金属农具

13

铸造剑

皮革工艺

14

制作护身披甲

15

鞣制皮革

16

制作鼓

17

制作祭服蔽膝之衣

18

制作皮衣

画绘、染

织工艺

19

绘或绣制五彩文饰

20

绘或绣制五彩文饰

21

染织羽毛

22

染制皮帛

23

练丝、练帛

玉石、骨

工艺

 

24

琢磨礼用器具

25

制作梳篦

26

制作骨质用器

27

制作箭

28

制作石质打击乐器

抟埴

之工

制陶工艺

29

制作饮食用陶器

30

制作盛食物用陶器

 

二是总结提炼并推广职业技术。汉代政府非常重视挖掘民间的先进生产经验,在进行提炼改进后推行全国。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提炼改造了民间创造的代田法,先在宫廷空闲地进行试验,证实每亩能增一斛,然后在京畿地区的公地进行扩大试验和推广示范,取得成效后逐步向全国推广。赵过还在民间创造的基础上发明了耦犁法和播种的耧车并加以推广,使先进的技术得到迅速传播。唐文宗太和二年,政府派人在郑国渠、白渠沿途散发水车图样,水车有手转、足踏、牛拉数种样式,供广大农民选择仿制。唐代推广的重要农业技术还有畲田、圩田、曲辕犁、耙、筒车、井车、秧田、茶叶蒸清、树木嫁接等。宋仁宗时,宿州知府陈希亮在汴河上修建彩虹式的飞桥,有效解决了桥梁常被大水冲垮的问题,朝廷下诏嘉奖,并将其造桥法在全国推广。

三是广泛选拔和奖励优秀职业人才。中国古代历代政府均注重选拔和奖励优秀职业人才。管仲治齐的第一要务是招揽人才,除了豪杰之士,还包括“天下之良工”。管仲提出给技艺优良的工匠三倍的工资,这样他们就会“不以千里为远”而来,使各国的优良生产技艺能在齐国传播,提升齐国的生产水平。汉代察举制下有选拔特殊人才的制度,要求地方“举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明阴阳灾异者,勇猛知兵法者或通水利者。”除了各级政府访求推举外,自认有这些才干的人也可以自荐。唐代在科举制下设明算科,选拔数学人才。宋代设置博学通艺科等特科或通过地方举荐“奇才异行”来选拔体制外的实用技术人才。如宋代建筑学家李诫原来是曹州济阴县尉,因在建筑学方面多有建树,被选拔为将作监,负责官营手工工场的职业培训。

    (三)将职业技术教育理念引入古代书院

从唐代民间书斋和官府书院的出现,历经五代、宋、元、明、清的发展,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诏令改书院为学堂,书院教育制度在中国走过了一千余年的漫漫历程,在职业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书院本身强调经史和实践并重,在基础教育中包含有大量职业教育的课程,还出现了教学内容侧重不一的各种专科学院,如从事军事教育的武书院、实施语言语音教育的正音书院、进行外国语言文学教育的译书院、开设医学教育并有门诊业务的医书院等。

    书院教育强调产学研结合,北宋时书院开始提倡分科教育,根据学生的专才因材施教。北宋胡瑗首创分斋教学法,设“经义斋”和“治事斋”,治事斋设“治民”“讲武”“偃水”“算历”等科,要求学生“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清初颜元主持漳南书院,分设六斋:文事斋(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斋(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斋(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理学斋(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等科)、帖括斋(学习八股举业)。

    书院有官办、民办、民办官助等多种形式。官办和官助除了拨付财政经费外,也划拨田地,以田租作为长期办学的基金。民办一般由私人捐赠资金、田地、房屋等作为办学基金。无论是哪种办学形式,都采取知名学者私人主持的形式,在管理上有很大的自主权。在教学上,除了教师集体授课外,也鼓励学生自学和独立思考和老师质疑问难,师友相得。

三、古代职业教育发展对当今的启示

(一)职业技术教育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职业教育始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部落时代,良好的职业教育传承是一个部落兴旺的重要标志。在先秦时期,为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大战略,姜尚和管仲对齐国的治理就是先从职业教育入手,培养人民掌握新的职业技能。管仲认为“树谷可获一,树木可获十,树人可获百”,强调发展职业教育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从先秦起,历代政府都努力推广农业技能,培养了大量农业生产的能手,农业单产不断得到提升,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随着职业教育内容的不断拓展,纺织、制盐、造纸、制糖等各业都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职业教育也改善了人民生活,提升了人民生活品质。老子提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说直接把鱼送给他人,还不如教会他人钓鱼的方法。墨子说“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强调了掌握职业技能的重要。韩非称“为末作者富”,司马迁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颜之推强调学习“一门艺业,得以自资”,都是说学会工商业技能是致富的重要手段。宋末元初,黄道婆将黎族先进的纺织技术带回家乡松江府乌泥泾镇,在改进后传授推广,无数松江人因之致富,改变了松江的经济面貌,使松江成为全国的棉织业中心,历数百年而不衰徽州山地崎岖,耕作艰辛,却因宗族帮带的职教传统,不仅成为重要的文具产业基地,而且造就了徽商四百年的兴盛。

二)全社会应树立尊重技术重视创新的社会文化价值观

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技术的传承者就受到极大尊崇。在原始部落时代,很多人因为技术的发明创新被推举为部落首领。《考工记》明确提出“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被尊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培养出各种类型的人才。正是对技能技艺人才和传播的重视,推动了先秦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反之,历史也告诉我们,过于行政化、过于功利的社会文化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秦汉以后,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中央体制的确立,以政治等级为核心的评价体制逐渐形成,“学而优则仕”成为优秀人才的普遍追求,技术被视作“奇技淫巧”,各种技能技艺的学习受到轻视。虽然唐宋时期政府对科技的重视一度带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在体制设计上,还是试图将之纳入行政体系,并极力压低技术官员的品级。在奖励科技创新时,唐太宗明令不得授予一般技术人员官爵,不能让他们与士大夫“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只能给予一定物质奖励。重政轻技、重道轻器的文化倾向始终制约着传统职业教育的发展,压缩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今天,我们必须突破对职业教育的实用功利主义的工具价值认识,真正从文化价值上突出强调技术技能的重要,满足优秀技术人才通过技术创造创新和传承达到自我实现的需要,重塑尊重技术重视创新的文化价值观,让“崇尚一技之长”的理念成为社会风尚,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支撑。

(三)经世致用等传统教育理念至今仍有强劲生命力

产学研相结合的教学形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技艺水平和实践能力,也推动了科学研究的进步。《管子》认为学农应该“处田野”,学商应该“处市井”,学工应该“处官府(工场)”。墨子的教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教学中,他和学生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一起研究杠杆原理,发明了“桔槔机”。唐宋时期,科研、教学、生产机构相互结合,培养了大批能工巧匠,也促进了科技繁荣。从唐代起,医生培养就重视实践,要求学生在就读期间就要参加诊疗实习,有时候还要定岗实习,如宋代“边郡屯师,多遣医官,医学随行,三年一代”,大大提升了医学生的职业技能。

素质教育、德育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全面提升了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品格。孔子办学以“六艺”为基础,在“乐、射、御、书、数”等通识课基础上进一步因材施教。古代书院教育在注重经史教育的同时,也开设自然科技、军事知识和生产技能课程,强调“躬行而实践之”,全面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职业专科学校、工场职业培训机构和私人授徒都非常重视素质教育和德育教育,各行业通过订立行规来规范素质教育和德育教育的内容。如宋代翰林医学就要求学生“守一”“全冲”“精微”“立本”“慈用”“致用”“深明”“稽疾”。不仅强调尊师重道,而且重视基本的职业操守。无论是官办职校的考核,还是私家授徒的满师考核,都是技术考核和品质考核并重,“日考月课,唯恐不程”。

从幼教职业启蒙到在职培训,贯穿终身的职业教育体系使得职业技能可以不断得到提升,对于个人的职业规划有着很大助益。从汉代起,蒙学教材就编入了职业内容,向求学起步阶段的儿童介绍各类职业的基本知识。在农业生产发展中,一旦出现新的技术,政府就发动人力物力对各地农民进行培训,使古代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亩产量始终高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

(四)职业教育发展应以市场为导向,鼓励多元化办法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大,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不仅官方在官营工场培养大量技术工匠,一些能工巧匠也主动兴办职业技术学校,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突破了氏族和家族的范畴。市场的发展和细分,不断拓展职业的范围,职业教育的内容也随之扩大,在市场导向下,古代的职业教育有了很大发展。但另一方面,古代市场发育程度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由于市场有限,特别是缺乏必要的技术专利制度,导致一些技术的传承者在传授中保留关键技术,限制传授的范围和人数,防范技术的外传,明清时期民间还通过行会组织建构严格的传授限制制度,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从而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春秋战国之际私学的兴起,开创了职业教育的全新时代。私人职业教育争取生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各家不断推陈出新,开发新课程,探索新的教学方式,编写新教材,不仅带动了职业教育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学术和科技的空前繁荣。齐国的稷下学宫开创了官办民管的新模式,以政府财力广吸各方人才,以民管赋予了官办职业教育更大活力,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宋明书院采取民办官助的模式办学,开放自由的学风全面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内涵。工场艺徒教育、世袭家传教育、师徒相授等从不同层面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需要,使各种职业技术以一定的载体得以保存、发展和传播。

(五)职业教育做大做强需要政府恰当助推

民间对生产技术的掌握都是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往往是片面而零星的,经过政府主动的提炼、改进,制定技术标准,编写培训教材,职业教育的质量才能得到提升。民间的家庭传袭、师徒相授、艺徒培训等都是局部性的,只有发挥政府作用才能扩大职业技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突破技术家传的束缚,全面提升国家的职业教育水平,推进经济的全面发展。民间职业教育多以市场为导向,以自利为目的,而国家能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主动地、强制性地为人民提供职业教育服务,并将职业教育与救贫、养孤、减灾和发展生产等其他国家职能结合起来,将职业教育的功能最大化。古代国家除了兴办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还通过表彰来鼓励职业教育学习,通过建立国家考评机制,给予通过非官方正规教育渠道获得相应知识和技能的人与接受国家正规教育者同等的地位,拓展了职业教育范围。

国家财政是推动职业教育的重要支撑。古代国家财政不仅为各级官办职业技术学校提供经费保障,还积极支持民办职业技术学校的发展。最有特色的就是宋代兴起的学田制,政府除了在办学之初给予一定开办费用外,对于学校日常经费主要是赐予一定量的土地,学校通过经营收取租金来补充教学经费,在农业社会里,这种“买田积租”的办法为学校提供了最稳定的经费来源。地方政府经常将罚没土地捐赠给当地学校,增加学田规模。在政府的带动和影响下,社会各界也纷纷捐田兴学,使学校有了充足的运营经费。学校在此基础上,兴办各类企业,不断充实经费规模。在经费的使用和绩效考核上,积极引入社会力量,一般由当地士绅担任监院、监理、掌理、董事等,参与管理。又如,古代国家在技术推广过程中,采用多种财政手段并用的办法,如明代推广棉花种植,政府一方面加强技术培训,一方面通过减税等手段引导人们自愿学习和种植棉花,使这一外来物种迅速普及,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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